一般來說，在廿世紀以先，更正教視信主後的保羅，為一位跟「猶太教」割席的基督使徒。未信主的保羅，就如當時的猶太人一樣，是靠自己的努力及好行為，嘗試去到換取救恩，亦即是所謂「律法主義」(legalistic Judaism)。好明顯，這些猶太人一定是徒勞無功，是全然失敗的。這些猶太人的心境，有兩個可能的特徵。一方面，某些人成功地自欺，以為自己已經達到上主的標準，自以為義 (self righteous)。另一方面，某些人不斷被自己的良心責備，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根本是有罪的人，不能滿足上主聖潔的要求，並非無可指摘（羅七18，腓三6）。保羅在未歸主之前，就是面對這樣的困境。外邦人，雖然沒有摩西律法，但他們與跟猶太人的問題，沒有兩樣。根據以上角度，保羅神學的核心，就是被良心責備的人，如何在法庭的場景，在那位聖潔的法官面前，得蒙赦免，被判無罪，亦是稱義的意思。
隨著馬丁路德對羅馬書一章17節的發現，更正教脫離同樣靠行為稱義的天主教，強調有罪的人，單單憑信心，就可以領受上主在基督裡的救恩。因著基督救贖之功 (merits of Christ)，上主將基督的義 (righteous of Christ)，「算」在我們這些有罪的人身上。如果說第一世紀的猶太教及中世紀的天主教的義，是源自人自己的，更正教的義，就是源自上主。前者就是行為，後者就是信心。我們所「擁有」的義，其實全都是因著基督，被「歸算」(impute) 入我們的「帳戶」裡。1 因此，「稱義」 (God’s declaration of someone with Christ’s alien righteous) ，就是與人的悔改同時發生。然而，它卻與人往後的成聖(sanctification) 完全無關。2 稱義與成聖必須絕對二分，因為還記得嗎？信心是什麼？就是不靠行為。不需靠，不用靠，不能靠。保羅生命故事的第一幕，就是這樣的一個法庭場景。一個充滿恩典的審判場景。信主前的保羅，猶太教幫不了他。信主後的保羅，更是與猶太教誓不兩立。
然而，這種將保羅與自己猶太人身分「割席」的詮釋，在上個世紀中後期，受到「保羅新觀派」的學者猛烈的抨擊。「傳統派」的詮釋，有以下幾個不太完善的地方。第一是個人主義。整個信仰的核心，似乎只是一種個人得救的問題。《聖經》的主角就是「我」，上主的存在，就是為了解決我的問題。第二，教會，作為一個超越個人的群體，淪為一個附錄。換句話說，就如某些人這樣說：「我個人信耶穌，但我不須返（或信）教會」。第三，相比基督的受刑代死，基督的復活顯得次要，其重要性似乎只是為了證明耶穌能超越自然法則（羅一4）。「復活的大能」與信徒進天國，甚至是往後的生活，都缺乏必然的關係 (腓三10)。 第四，天主教靠行為得救的陰霾，過份地主宰了我們對 πίστις (通常譯作信心，但更準確的翻譯，其實是信靠或可靠) 的理解。強調「好行為」就是「伯拉糾」，忽視耶穌說「結好果子」的必要性 （路三8）。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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