居禮夫人，一個自小我就聽聞的人物名字。電影《居禮夫人：一代科研傳奇》(Radioactive)的劇情一直有個伏筆，就是居禮夫人對死亡的恐懼。她不畏男性主導的學者群，不畏艱苦的研究工作，甚至不畏別人對她道德生活上的眼光。她參透放射性子粒的特質，參透當代科學的限制，其聰明智慧之高，令她成為歷史裡唯一一位能在兩個不同範疇上，獨得諾貝爾獎的女性。她的科研成果，其影響力可謂近乎愛因斯坦級數。然而，她一直不能參透母親死去的意義。死亡是什麼？母親在那裡？她想不透。
死亡是什麼？母親在那裡？她想不透。
電影情節的鋪排，充滿了各或各樣「扭曲時間」的手法。編劇將幾幕後世才發生的悲劇，例如二次大戰的原子彈轟炸，1986年切爾諾貝爾核事故，穿插在居禮夫人的個人歷程中。好明顯，電影的關注超越居禮夫人的個人故事。導演不斷在問一個人生哲學問題：究竟人類應該如何評價人類自己，過去一百多年的科技發展及成就？人類是在造福這個世界，還是在自殘這個世界？電影的主角當然是居禮夫人，但矛頭指向的，卻是人類不斷憑藉進步去肯定自己成就的敘事。
然而，要為這個敘事（世界觀）找到替代品 (alternative)，不是那麼容易。事實上，縱使不少人都知道「進步」及「發長」不是絕對，然而，樂觀積極 (Optimistism)及不斷進步 (Progressivism) 的科學精神，也的確為世界帶來不少的祝福，例如戲中亦不下一次，提到放射性治療對傷病者帶來的祝福。單憑居禮夫人的故事，亦不可能解答這宗哲問題。
要為這個敘事（世界觀）找到替代品 (alternative)，不是那麼容易。
筆者認為，編劇梅花間竹地帶出祝福及禍害，目的不是要觀眾否定居禮夫人的偉大貢獻，而是要令觀眾經驗一種摸不透人生意義的無奈感。當我代入自己作為人類一份子的時候，一種強烈「認知失調」(cognitive dissonance: 在同一時間有著兩種或以上自相矛盾的想法，因而產生了一種不甚舒適的緊張狀態。) 的觀感不斷湧上我的心頭。面對這困境 (An Internal Conflict of Interpreting Our Lives)，居禮夫人有什麼出路呢？人類有什麼出路呢？
面對這困境 (An Internal Conflict of Interpreting Our Lives)，居禮夫人有什麼出路呢？人類有什麼出路呢？
故事來到尾段，居禮夫人在女兒的影響下，半推半就地進入了醫院及戰爭的場景。當她不斷在死亡的邊緣遊走時，她的人生觀漸漸出現轉變。故事的高潮發生在居禮夫人彌留之際。就在她步向死亡之際，編劇再次「扭曲時間」，並透過同時「再演」(enact) 幾個居禮夫人至親至重的故事，創造出另類的「敘事時間」(narrative time)：
(1) 幼年喪母，永遠懼怕死亡？
(2) 早年喪偶，孤單永失依傍？
(3) 放射物質，原來遺害人間？
就在夢一般的超現實裡，居禮夫人放下她一生引以為傲的的「實證主義」(Empiricism)，憑「信心」(a kind of wager) 跳進來自丈夫的肯定 (recognition)，為自己的人生故事劃上「美善」(good) 的結局。科研或許為居禮夫人以致人類世界帶來不少的成就，但最核心的人生價值問題，原來卻是一個憑「信心」解決的敘事問題。
但最核心的人生價值問題，原來卻是一個憑「信心」解決的敘事問題。
當我看畢 《居禮夫人》時，我流淚了 (太太甚是驚奇呢！)。是的，甚少流淚的我，哭了。《居禮夫人》當然不是福音電影，但她卻成功勾劃出人類的困境。台灣翻譯電影的名字，的確更好：《居禮夫人：放射永恆》。就在這疫情肆虐之時，我們或許不是要跟 Optimistism 及 Progressivism 割席。但我們的確都需要盼望。我們的內心，不是不斷浮起一把微弱的呼聲，叫我們正視這世界的矛盾，尋找人生的出路嗎？
葉應霖在香港的報導結束。下回繼續講。
（圖片來自網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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