聖經與神學

這種彼此聆聽的氛圍，漸漸造就了一個打破二元敵對的動力，不少學者遂嘗試提出各式各樣的「後新觀路線」(post-NPP)。 過往，「傳統派」以「法庭」(juridical) 的角度去解讀「稱義」，「新觀派」則強調「參與」(participation) 上主的末世工作 (eschatological activity)。 如今，其中一個受頗多學者贊成的方向，就是以「與基督聯合」(union with Christ) 這主題，去包含「法庭」（縱向）及「參與」（橫向）， 並以此成為保羅神學的新核心。 簡單來說，信徒是在上主的救恩行動 (saving activity) 下，在參與基督的聯合中，得蒙赦罪。 事實上，細察保羅的表達，信徒對「上主的義」的領受及經驗，的確是「在基督裡」獲得的。 這樣，保羅神學的核心綱領，就是（參與）基督，而非人（的得救）！ 我們是藉基督得著義，而非得著義後認識基督。保羅的焦點，是基督祂自己，而非一項藉基督完成的交易。 保羅渴望的，由始至終都是與基督聯合的關係，不是一份合約。 在改革家「五個唯獨裡，最重要的就是唯獨基督 (solus Christus)...

值得感恩的是，在最近十多年，不少來自兩派的學者，都開始聆聽並考慮另一方的觀點。 例如，「傳統派」的學者 馬可．沙菲 (Mark Seifrid) 就指出，「傳統派」將「稱義」與「成聖」截然二分的處理，是值得商椎的。

比較以上兩位「保羅」，「傳統派」的著重上主與人「縱向」 (vertical) 的關係，「新觀派」的則偏重群體之間「橫向」 (horizontal) 的。不難想像的是，當「新觀派」向著「傳統派」「橫衝」過來時，雙方對彼此的觀感，都會變得敵意。當「新觀派」重寫保羅的身分，和他所面對的的猶太教困境時，整個更正教的信仰核心，的確有被動搖的危機。在不少「傳統派」的學者眼中，將「基督的義」歸算人 (the imputation of Christ’s righteousness)，根本就是人在神面前稱義的唯一邏輯基礎。在他們眼中，「新觀派」的觀點其實一點也不新，因為他們只是在重滔伯拉糾及中世紀天主教的覆辙。在另一邊廂，「新觀派」的學者就近乎一致地視「傳統派」將中世紀天主教的故事，讀進保羅的猶太處境。一言以蔽之，一個兩派互不相讓的死局。

在華人教會，「新觀派」一直不太受歡迎，評價毀多於譽。究竟「新觀派」是什麼東西？「保羅新觀」與我們的信仰經驗，又有什麼關係？今天就讓我用「我是好有猶太文化的基督徒」的角度，去演繹一下這個保羅。

一般來說，在廿世紀以先，更正教視信主後的保羅，為一位跟「猶太教」割席的基督使徒。未信主的保羅，就如當時的猶太人一樣，是靠自己的努力及好行為，嘗試去到換取救恩，亦即是所謂「律法主義」(legalistic Judaism)。好明顯，這些猶太人一定是徒勞無功，是全然失敗的。這些猶太人的心境，有兩個可能的特徵。一方面，某些人成功地自欺，以為自己已經達到上主的標準，自以為義 (self righteous)。另一方面，某些人不斷被自己的良心責備，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根本是有罪的人，不能滿足上主聖潔的要求，並非無可指摘（羅七18，腓三6）。保羅在未歸主之前，就是面對這樣的困境。外邦人，雖然沒有摩西律法，但他們與跟猶太人的問題，沒有兩樣。根據以上角度，保羅神學的核心，就是被良心責備的人，如何在法庭的場景，在那位聖潔的法官面前，得蒙赦免，被判無罪，亦是稱義的意思。

保羅，一個為以色列祖宗的傳統大發熱心的猶太人，一位敢於自命無可指摘的法利賽人 (腓三5~6)。因著在大馬色路上與復活的主耶穌相遇，生命經歷180度的改變。他本來是一個致力逼迫耶穌跟隨者的猶太人 (徒九1~2)，卻從此成為了耶穌的「外邦使徒」，狂熱地傳揚基督的福音。教會的根基當然是耶穌基督，亦是信徒唯一的盼望。但保羅對往後基督教的發展，其影響力實在是一時無兩的。誠然，是耶穌改寫了保羅。但我們對耶穌的經驗，卻很大程度是透過保羅的書信。故此，要正確及深入認識耶穌及基督教，必須走進保羅的信仰歷程，亦即是他的神學。換句話說，錯解保羅，就會錯解耶穌，甚至是錯解整個基督教。保羅「四角賽」的重要性，正是在此。

真理的舞台若只是一堆概念，讀《聖經》應該很簡單，因為概念理應融會貫通，天衣無縫，放諸四海皆準。站到很遠的位置去望向《聖經》，自然就看見跨時代跨地域的《新約》基督觀、教會觀等。這種命題式的完美教義，有什麼新事可言？跟我們的困境，有什麼共鳴可言呢？

無論是籃球射籃動作，羽毛球進攻策略，或游水手腳配合等，都在乎一種與自己身體協調的體感節奏。找到節奏，如入無人之境；節奏打亂，兵敗就如山倒。打逆境波的時候，不自亂陣腳，重尋節奏感，就是勝敗的關鍵。

在上個世代，人人仿佛都講同一份歷史。歷史就如一本置身於我們眼前的 National Geographic。同樣，上一代的敘事文學傳統，偏重以二元結構 (binary structure) 的前設去說明 (describe) 意義產生的邏輯。這些學者 (例如 A.J. Greimas, Vladimir Propp) 擅於用一些放諸四海皆準的框架去解讀故事。例如所有故事都有6個行動者 (actants)，7種角色 (roles)，31 個功能 (functions)。藉著這些類別，我們學懂了如何理解故事背後的編碼方式。故事既是如此客觀，你與我的歷史自然近乎一樣。

保羅所寫的腓立比書，當中所提述的故事並不是表面看如此簡單，當中暗地裏編織 著很多有關過去、現在和未來的故事。若我們沒有此眼光去閱讀腓立比書，只會認為保 羅只是就著當時當刻的事情去勸勉腓立比信徒。然已，若我們藉敍事神學的向度去解讀 腓立比書，就會發現保羅運用暗引所提述的舊約故事，給腓立比信徒帶來更強烈和更有 說服力的勸勉。而且，整個敍事世界因著這些舊約故事而變得更為擴闊，讓腓立比信徒 (甚或讀者們)更深地理解神的旨意和作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