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Finn
Christopher Nolan的新片《Tenet》（2020）快將上映，電影以乎是關於時間倒流，這不禁令我想起導演的成名作《Memento》（2000）。
當年Nolan憑此片一鳴驚人。沒有大IP（如：Batman）作號召，沒有budget搞大場面或大爆破（如：《Inception》（2010）；《Dunkirk》（2017）），但精心的佈局，破格的說故事方法，絕對是燒腦電影典範。
故事講述主角Leonard，因撞破歹徒入屋行劫，雙方搏鬥間撞傷頭部，醒來驚覺太太被先姦後殺，自己亦患上非常特殊的失憶症，就是無法再建立長期記憶，所有新事物只能在意識裡面停留十數分鐘，若不寫下來、拍下來，轉眼就會忘記。面對這麼嚴重的障礙，本應只能長期住院，但主角一心要找出真兇，於是踏上尋仇報復之旅。
電影涉及多於一條時間線，並且全片以倒敍形式進行，結局出人意表。網上有不少關於電影佈局與運作的分析片，Nolan亦曾圖文並茂地解釋電影的時間線如何發展，固中的玄機一目了然。但若看電影本身是一個「經歷」的話（即所謂的movie experience），那麼這是絕對係值得「親身體驗」的電影。因為Nolan選擇了的說故事方式，不是固弄玄虛的點子，而是 – 借用Bauhaus設計學院的座右銘：「form follows function」– 藉故事倒敍重構這形式（form）去帶出他想探討的主題（function）：「我們的記憶可靠嗎？」
起初目睹Leonard每次與人相遇都需要重新介紹自己的病況（縱然那已是第N次他遇上同一個人），每有新事物都需要用polaroid拍下、用紙筆記下，一身紋身為要無忘兇手線索，很難不叫人同情。不過，隨著故事發展，觀眾自不然會問，單單將所見所聞壓縮為一張或矇或清的相片、將複雜的人生經歷以一兩句隨筆作總結，這樣的「記憶結集」，真的可靠？按著如斯碎片化的線索，真的可以緝兇？或者更令人不安的是，Leonard的病後習慣，其實只不過是我們記憶活動的極端縮影。
近年不少心理學研究都指出，人很容易高估了記憶的可靠性。我們會以為自己的記憶很客觀，然而記憶往往受環境與情緒影響，我們對時間流逝的多寡時有錯判，因記憶本身就是十分選擇性。人會在記憶中加入自己的想像重構，但卻以為真有其事。我們越重複地回憶一件事的某一些細節，便越容易忘記那件事裡面的其他細節，直至我們以為事情「從來」也是如斯這般發生。這並不是什麼病態心理現象，而是人之為人，很普遍的記憶運作模式。只要我們能夠謙卑承認，記憶原來有一定可塑性與不定性，並不是我們作決定或自我認識的「唯一權威依據」，問題就不大；可是，主角卻完全忽略了記憶的限制。
只要我們能夠謙卑承認，記憶原來有一定可塑性與不定性，並不是我們作決定或自我認識的「唯一權威依據」，問題就不大
Leonard的遭遇值得同情，但不代表他是個可靠的敍事者（narrator）。倒敘的舖排讓觀眾一方面重構他的遭遇，同時見證著他如何在有心與無意之間，「選擇性」地將經歷的「所謂重點」記下。他不住受自己的「主調故事」– 就是太太遭害，務必要尋兇– 所引導，以這角度及不住流變的情緒去整理、總結眼前的經歷，而每一個簡短不完全的總結，就成為他下一刻的「事實」，一堆他認為絕對可靠、可以賴以為生、甚至可合理化地傷害他人的「真相」與「理據」。故事高潮來自一個由Leonard受傷以後一直與他同行的朋友。在兩人的罵戰中，友人直斥主角並非想要真相，任何不切合他認為是真的「事實」，他都會拒諸門外，任憑下一刻的自己去忘記真實發生過的事。友人的一句說話特別有意思：「Great story gets better every time you tell it（好的故事總是越重溫越美好）」- 這正好總結主角受傷後的人生。他有的不是事實與真相，只是謊言與故事。
在兩人的罵戰中，友人直斥Leonard並非想要真相，任何不切合他認為是真的「事實」，他都會拒諸門外
友人的提醒，本可讓Leonard重回正途，然而他卻選擇忘記，選擇重構一個讓自己舒服的「真相」，他自問自答：「Can I just let myself forget what you told me? … Do I lie to myself to be happy?（我能否讓自己忘記你的分享？我是否為求活得快樂一點而自欺？）」
主角的不幸，是不能建立新記憶，但真正致命的，是人性的自欺。
職業：Existential Detective / 興趣：見自己，見天地，見眾生 / 志願：在世界的中心呼喚愛 / 座右銘：“Ernest Hemingway once wrote, “The world is a fine place and worth fighting for.” I agree with the second part.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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